近代中國已經(jīng)呈現(xiàn)大動蕩、大變革的前兆，古老的東方文明在與西方文化的接觸與沖突中急劇衰落。在這雖瀕天崩地解之勢，卻蘊革故鼎新之機的錯綜復雜的演進過程中，中國近代文學也因此進入了一個承前啟后的時代。如錢仲聯(lián)在《清詩簡論》中，稱贊清代詩歌“在二百六十多年的社會現(xiàn)實的土壤上，開出了超明越元、抗衡唐宋的新局面?！?/p>

　　中國近代文學若以文體類分，成就最為顯赫的當屬詩歌、散文和小說。近代詩歌創(chuàng)作新舊交替，流派紛呈，漢魏六朝派、晚唐派、宗宋派、新樂府體和啟蒙詩，都曾流行于晚清詩壇；尤其是以王闿運為代表的漢魏六朝詩派和以樊增祥、易順鼎為代表的晚唐詩派的出現(xiàn)，成就了“中國古典詩歌最后一道絢麗的霞光”（蕭曉陽《湖湘詩派研究》）；而以推翻滿清統(tǒng)治為幟志的南社則“是在湘籍作家的聲援、協(xié)助，特別是寧調(diào)元的關(guān)注和策劃下誕生的寧馨兒”。（孫之梅《南社研究》）中晚清的散文創(chuàng)作，曾由桐城派一家獨霸；雖然姚鼐在繼承方苞“義法”的基礎上，提出了義理、考證、文章“相濟”的主張，曾國藩再加“經(jīng)濟”要求并自成“湘鄉(xiāng)”一派，但仍難脫空談義理之窠臼；而以魏源為代表的經(jīng)世文體和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新文體（亦稱“新民體”）的出現(xiàn)，才為晚清文體的解放和“五四”白話運動的興起開辟了道路。由于“小說界革命”口號的提出，晚清的小說出現(xiàn)了創(chuàng)作空前的景象，當然繁榮歸繁榮，質(zhì)量卻普遍不高；其中成就較大的是以《官場顯形記》（李寶嘉）為代表的譴責小說，以《廣陵潮》（李涵秋）為代表的社會小說（亦稱“黑幕”小說），以《玉梨魂》（徐枕亞）為代表的言情小說（亦稱“鴛鴦蝴蝶派”），以《新中國未來記》（梁啟超）為代表的改良小說和以《獅子吼》（陳天華）為代表的革命小說。

　　由此觀之，近代詩歌、散文、小說創(chuàng)作中的領(lǐng)軍人物，湖南作家至少是“三分天下居其二”?？梢院敛豢鋸埖卣f，政治湘軍曾以其非凡的武功，使瀕臨傾頹的清王室延續(xù)了半個多世紀；而文學湘軍則以其不懈的創(chuàng)作，撐起了近代中國文學的半壁江山。

　　湖南近代文學不僅為中國近代文學譜寫了最為絢麗的篇章，也是湖湘文學發(fā)展歷程中最為輝煌的階段之一。成就卓著的首先是詩歌。陳翰儀《湘雅摭殘·弁言》稱：“吾湘自道感以來，洪楊之役，曾左崛起，不獨事功彪炳于史冊，即認詩文，亦復旗幟各張，有問鼎中原之概。偶事搜討，日積月累，或傳自刊行之專集，或征自待刊之遺墨，得近百年耆舊閨秀方外遺詩達一千五百家，法湘皋先生編例，稱為《沅湘耆舊集續(xù)編》?！笨上ш愊壬姼逶?938年長沙城的大火中焚為灰燼。后來，他“仍拾余燼”，易錄成《湘雅摭殘》18卷，收錄詩家仍達600多家。由此足見湖南近代詩風之盛。

　　汪辟疆《近代詩派與地域》曾將中國近代詩人按地域劃分為湖湘派、閩贛派、河北派、江左派、嶺南派、西蜀派。六派中以“湖湘派”居首。汪辟疆還在《近代詩人述評》中說：“此六派者，在近代詩中皆能卓然自立蔚成風氣者也。湖湘夙重保守，有舊派之稱；然領(lǐng)袖詩壇，庶幾無愧?！焙嬖娕芍袨槿斯J的領(lǐng)袖是王闿運，鄧輔綸則是漢魏詩風的中堅。例如“鑄史镕經(jīng)”，“在中興諸老中別樹一幟”的郭嵩燾就曾在《譚荔仙四照堂詩集序》中嘆道：“今天下詩蓋盛于湘潭，尤杰者曰王壬秋、蔡與循。”易順鼎是中晚唐詩派領(lǐng)袖人物，其子易君左將王闿運、陳三立、樊增祥、易順鼎稱為清末民初四大詩人，而“以王闿運為冠冕”。（《清末民祿四大詩人》）汪辟疆《近代詩人述評》稱：“今所傳《湘綺樓詩》，刻意之作，辭采巨麗，用意精嚴，真足上掩鮑（照）、謝（靈運），下揖陰（鏗）、何（遜），宜其獨步一時，尚友千古矣?！睂⑼蹶]運稱之為獨領(lǐng)風騷、千載難逢的巨匠。而其《光宣詩壇點將錄》更是“列湘綺為詩壇舊頭領(lǐng)”，“實一代詩人之冠冕也”。（參見王森然《近代二十評傳》）推崇鄧輔綸的有夏敬觀的《袌碧齋集序》：“咸、同間能詩者，推武岡鄧先生彌之、湘潭王先生壬秋。鄧先生祖陶（潛）禰（衡）杜（甫），王先生則沉潛漢魏，矯世風尚，論詩微抑杜。兩先生頗異趣，然皆造詣卓絕，神理綿邈，非若明七子、清乾嘉諸人所為也?！毙闼鹑冂R《論詩絕句寄李審言》也稱：“白香、湘綺兩詩豪”。楊鈞《正宗》更是將曾國藩文壇盟主，將鄧輔綸奉為詩壇盟主：“一代正宗才國厚，滌生文集白香詩?！苯又指f：“以實際言之，詩文正宗皆應屬之湘綺。”

　　屬于“湖湘派”的詩人，據(jù)汪辟疆的考評，著名作者達10余人。他在《近代詩人述評》中稱：“湖湘近代作家，或有目為舊派者。其派以湘潭王闿運為領(lǐng)袖，而楊度、楊叔姬、譚延闿、曾廣鈞、程頌萬、饒智元、陳銳、李希圣、敬安羽翼之。樊增祥、易順鼎則別子也?！逼鋵嵧羰纤u詩人，僅限同治、光緒、宣統(tǒng)期間的漢魏六朝派和中晚唐派，而且鄧輔綸不僅是漢魏詩風的中堅，還在湖湘詩派中也是僅次于王闿運的重要詩人。

　　其實，最先出現(xiàn)在湖南詩壇的是以魏源、何紹基、曾國藩等為代表的宋詩派。魏源是中國近代維新改良思想的先驅(qū)，也是開近代詩風的進步詩人。他留下的詩歌有900多首，除前期的詠懷詩外，最重要的是他深刻諷喻時政、抒民愛國激情的政治詩和受宋人以議論、才學為詩影響的山水詩。魏源還寫作了一批新樂府詩，并有力地推進了詩歌語言的通俗化進程。宋詩運動是對元明兩代及乾嘉時期擬唐詩風的反撥而興起于中國近代文壇的宗尚江西詩派以構(gòu)筑宋詩詩藝、尋求中國古典詩歌創(chuàng)作出路的詩潮。曾國藩和何紹基是近代宋詩運動的主將。曾國藩作詩“學韓嗜黃”，是因為韓愈詩有奇崛之勢，山谷詩“傲兀不群”。何紹基主張“合學人詩人之詩二而一之”，“溫柔敦厚詩教也”。林昌彝評價說：“其為詩天才俊逸，奇趣橫生，一歸于溫柔敦厚之旨。”（參見徐世昌《晚晴簃詩匯》）曾、何二人極力推崇宋詩，促使了當時詩壇風氣的轉(zhuǎn)移，導致了江西詩派風行一時。

　　咸豐、同治時期，隨著湘軍的崛起，湘人研習程朱學說，結(jié)合湖湘踐履精神，形成獨特濟世思想，反之又促進了極具理學特征的湘軍政治集團的形成，而且在戎馬疆場的戰(zhàn)火中培養(yǎng)出一批以經(jīng)邦濟世、中興清室為職的軍旅詩人，如羅澤南、彭玉麟、李元度、郭蒿燾等。其中彭玉麟以其戡定之功、倜儻之才最負盛名。這群各擅風流的湘軍將領(lǐng)作家，又被人們稱為中興詩人。

　　同治、光緒年間的相對安定，給以王闿運為首的漢魏六朝詩派的活躍創(chuàng)造了較好的社會背景。在這一詩派中，除有咸豐期間就很活躍的鄧輔綸、鄧繹兄弟和李壽蓉、龍汝霖外，還有一批年輕詩人如釋敬安、程頌萬，以及湘綺諸弟子如“湘潭三楊”（楊度、楊莊、楊鈞）、陳銳等。漢魏六朝詩派以復古為旗幟，追求形式美，既激憤現(xiàn)實，更留戀山水。這一詩派的活動，一直延續(xù)到清末民初。

　　甲午戰(zhàn)爭之后，中國的詩壇上出現(xiàn)了另一個以崇尚音韻婉轉(zhuǎn)、對仗工整、意境遹艷詩風的擬古詩派——中晚唐詩派?！褒堦柌抛印币醉樁κ沁@一詩派的代表。取法中晚唐詩風的還有曾廣鈞、釋敬安、皮錫瑞、王以敏等人。維新運動的興起，促使了文壇的裂變。譚嗣同與梁啟超、夏曾佑等幾乎同時提出了“詩界革命”的口號并試作新詩。但成就較大的還是以寧調(diào)元、唐才常、黃興、宋教仁等為代表的湘籍南社作家所創(chuàng)作的革命詩歌。

　　近代湖南散文創(chuàng)作成就斐然。清代散文，流派敏多，并顯露明確的階段性。康、雍之前的散文主要是扭轉(zhuǎn)晚明流于空疏的文風。具有初步啟蒙主義的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王夫子，他們大力倡導經(jīng)世致用之文，強調(diào)“文須有益于天下”（顧炎武），從而為清代后期切合實用、反對空談的經(jīng)世文派奠定了理論的基礎。乾、嘉兩朝，是桐城派崛起并控制文壇的時代。桐城派鼻祖方苞將中國古代散文從理論上加以規(guī)范化、系統(tǒng)化，提出了以“義法”為核心的為文之道：“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jīng)，而法緯之，然后為成體之文。”方苞的散文理論戒律太多，束縛了人們的思想，也窒息了氣魄雄大、生活活潑的文風。姚鼐是桐城派理論的集大成者，也是桐城派的核心人物。他在“義法”的基礎上，提出了義理、考證、文章三者合一以“相濟”的主張，還創(chuàng)造了“神、理、氣、味，文之精也；格、律、聲、色，文之粗也”的“八要”理論，在美學追求上也有了新的開拓。但他的文章充滿道統(tǒng)說教，內(nèi)容空疏貧乏。

　　清代后期，中國社會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西方列強的入侵暴露了清王朝的腐敗無能，也進一步加深了封建社會的危機。內(nèi)憂外患促使一些有識之士痛感空談義理不足以救世，認識到現(xiàn)實需要的乃是清初黃宗羲等人所提倡的經(jīng)世致用之文。因此在中國近代的文壇上，出現(xiàn)了反對空談、主張文章切合實際、解決有關(guān)國計民生重大問題，并以魏源、龔自珍為其代表的經(jīng)世文派。19世紀中葉經(jīng)世文派的出現(xiàn)，打破了桐城文派一家獨霸而又拘泥空疏的沉寂局面。

　　魏源終生致力于經(jīng)世之學。他所編纂的《皇朝經(jīng)世文編》，“數(shù)十年來風行海內(nèi)，凡講求經(jīng)濟者，無不奉此書為榘薙，幾于家有此書。”（俞樾《皇朝經(jīng)世文新增續(xù)編序》）他在《海國圖志》中提出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方針，更是體現(xiàn)出他空前熾熱的憂患意識和開眼看世界的遠大目光。陶澍、賀長齡、湯鵬等一批政治家，他們都是踐履經(jīng)世致用文風的忠實成員。他們的散文大都與時務政事相關(guān)。敘事清晰，說理透徹，邏輯嚴密而又揮灑自如，是其共同的特點。

　　在經(jīng)世文派發(fā)展的同時，桐城派的一些后期代表人物也在適應時代的變化，不斷對原來的理論主張作出修正和調(diào)整，以扭轉(zhuǎn)桐城派的頹敗衰落之勢。真正把桐城古文推向“中興”的是曾國藩。曾國藩繼承和發(fā)展了桐城派的理論，強調(diào)經(jīng)世濟民，強調(diào)“文章與世變相因”，使古文適應時代要求，以糾正桐城文脫離實際的傾向；他“平生好雄奇瑰瑋之文”，也與桐城文“清淡簡樸”風格迥異；他的文章內(nèi)容質(zhì)實，思路舒展而有氣勢，更是沖破了桐城文只能在“義法”、“雅潔”上下功夫的禁忌僵局。他還利用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廣攬人才，一時許多文人都投奔在他的門下，如曾門四弟子吳汝綸、黎庶昌、張裕釗、薛福成，以及郭嵩燾、李元度、莫友芝等，他們不僅使桐城古文得以“中興”，還在曾國藩的倡導下形成為頗有自身特色的桐城古文支派——湘鄉(xiāng)派。

　　但是，無論是已經(jīng)變化了的桐城文，還是經(jīng)世派的時務文章，都不足以適應新時代的需要。資產(chǎn)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為了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振民心，開民智，從而創(chuàng)建了一種更加通俗、平易、暢達的新文體，這就是為譚嗣同等人所頌揚、嘗試并于20世紀初在梁啟超筆下正式形成的、一掃傳統(tǒng)古文程式的“報章文體”。因這種散文大量登載在《新民叢報》上，所以以稱“新民體”。

　　除了詩歌、散文之外，湘籍戲曲作家也有較好的表現(xiàn)。如道光年間的張聲玠所創(chuàng)作的《破胡琴》、《琴別》和同、光年間的楊恩壽所創(chuàng)作的《姽婳封》、《理靈坡》等雜劇和傳奇，都是中國戲曲史上的優(yōu)秀之作。在清代中后期興起的小說創(chuàng)作熱潮中，湖南作家的作品數(shù)量極少，成就不大。

　　綜合考察湖南近代文學創(chuàng)作的實績，顯著的特點有三：一是湖南近代文學大家大都具有遠大的政治家的抱負。例如魏源“悉夷”“制夷”的志向，曾國藩“建不世功”的堅忍，何紹基“還我中原”的呼喊，王闿運“自成家數(shù)”的追求，鄧輔綸“磊砢雄杰”的豪氣，這些無疑奠定了他們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創(chuàng)作基礎。二是湖南近代文學的作家多以士大夫、舊流派為主。湘鄉(xiāng)文派成就卓然，它是桐城文派的繼續(xù)；漢魏六朝詩派聲名顯赫，雖為湖南獨有，卻是一個復古流派；作家群體絡繹不絕，大家輩出，構(gòu)成成員則多是當世士大夫或歷代士大夫后裔。三是湖南近代作家大多厚“古”薄“今”、好“雅”惡“俗”。這也是湖南近代詩人眾多，旗幟各張，散文燦然，成就不菲，而像小說、曲藝之類的俗文學不甚發(fā)達的原因。